拯救大兵霍夫曼前言

    我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

    也許世界上很多人對德國人或者德國這支民族的看法是很嚴肅，總拉着臉，那也許是他們沒有切身跟一個德國人相處過，不曾看到過歷史膠捲里蕩漾着四五月份矢車菊般迷人笑臉的金髮德國姑娘。後來認識到媒體這種恐怖野獸的傳播魅力後，我想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一個經歷過納粹、黨衛軍、屠殺、侵略這一串敏感詞彙下所代表的歷史並且活下來

    的老男人在面對如今的世道，我會覺得自己是一塊上了鏽的瑞士懷表，依舊在沿着既定的圓轉動，不管上了多少次發條，滴加了多少油。

    這麼說，似乎跟我先前說的我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有所衝突。

    事實上，在那些日子你很難置身事外，也染上看似總在自相矛盾的思考習慣。我身邊的每個人，軍官，士兵我想還有那些為戰事忙的焦頭爛額的統帥部，都在無時無刻與現實中的敵人和頭腦中敵人在抗爭。坦白說，在1943年之前我沒有考慮過我們的戰鬥會失敗，而後我們會不自禁的在任何閒暇的時候入神，訓話的時候，聽廣播的時候，或者戰鬥間隙很長的時候，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我們都是在忙於疲命的戰鬥，都在考慮着當下的處境，期盼着為我們的迷途探索出一條擺脫困苦現狀的道路。我對哲學很好奇，我甚至玩笑的想過那個時候即便黑格爾也很難為我們的處境指點迷津，這點使我在接下來的直到1949年的日子裏，都在這種沉鬱的思索中度過。

    這讓我的子女們很困惑，住進萊斯克勞斯醫院以來，平時難得遇見的兩個孩子漢斯和安娜都坐到了我的床前，漢斯還為我購置了一把可以遙控的輪椅，我在一次跟院長的閒聊後把輪椅捐給了醫院，這讓漢斯很懊惱。安娜會在每周六的傍晚來給我換一盆仍含苞待放的白玫瑰並為我梳理額頭上所剩無幾的頭髮，有時候她的丈夫換班休假的時候可以幫助照看他們的孩子，安娜就會為我朗讀一些席勒的詩歌，可我經常打斷她，說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並毫不客氣的批評我認為不滿意的地方，安娜從未對我的任性有所不滿，靜靜地在一旁聽着我口齒不清的嘮叨，用她那雙淺亮藍色眼睛溫柔地注視我，有時候我透過她的眼睛可以看到她母親的樣子，這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會讓我很快的安靜下來。

    對於一個接近生命盡頭的老男人來說，能做到條理清晰的去回憶一下過去並不容易，甚至會出現時間上的誤差，人名的混淆。不過即便在前些年我腦袋還算好用的時候也記不全這些時間和人名，除了幾名我最要好的戰友外。因此這裏我敘述的過去除了有意無意的儘可能避開政治色彩，儘量去還原一個真實的普通二戰德國士兵的經歷。

    海因里希·斯特恩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戰友，我們的命運多次緊緊地連接在一起，很多次戰鬥我們相互扶持，形同兄弟，在戰場上，這樣的一個戰友甚至比你的父親、兄弟還要值得你信賴，如果沒有他，我已經死了很多次了。戰後由於海因里希的家鄉在西里西亞，在1945年的時候他從英國人的戰俘營里出來後帶着家眷搬到了慕尼黑的一個小城，做起了運輸鋼材和承包建築的生意。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喝茶的時候，他拿起一份巴伐利亞地區印發的報紙，指着上面的一則東德政府在1961年秋天修建柏林牆的圖片對我說：「看，幸好我過來得早，否則就要被拉去修建柏林了。」

    我們在一次黨衛軍老兵集會上，有一次因為有人鬧事，我們臨時決定把聚會地點改在了漢堡附近的一座叫做耶騰布勞恩堡的小鎮酒店裏。那一年我因為在蘇聯的第一個年頭凍壞了雙膝恰巧又染了風寒正在住院，我匆忙的辦了離院手續趕往那個小鎮的時候已經過了約定的聚會時間，本以為去不成的時候，負責組織聚會的鮑曼通知我決定為我把聚會時間再往後推遲兩天，讓我不要着急。德國的冬天並不冷，當然這是比起北部和原先東普魯士地區，若是在比較起在蘇聯的三年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里，我都要讚美我們溫暖的冬天了。等我趕到這座十八世紀建造的一座哥德式風格古堡時候，大家已經圍坐在一起喝着奶咖啡侃侃而談了，大家看到了我，海因里希第一個站了起來，佈滿魚尾紋的細小眼睛流露出難以察覺的歡快神色，對我說了一句話：

    「我還以為看不到你了呢。」

    順便提一下，我叫艾里希·馮·霍夫曼。一名退休的鐵軌工人，曾經的第三帝國國防軍第二輕裝甲師的野戰工程兵，後來加入黨衛軍第二裝甲師帝國師。我有過很多好朋友，但是他們要麼早早的從我的身邊死去，要麼就是我疲憊的身心已經忘記了他們名字，時間久了甚至懷疑他們的是否真實的存在過，除了我最好的朋友海因里希外，我能夠記得跟我同生死的一些戰友，他們是：切爾姆森、汗辛頓、林德伯格、費爾姆、施羅德、蔡勒、海因茨、龍克施邁因、艾克、奧伊森、迪特里希、洛恩斯。;